语义功能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史研究

摘要： 语义功能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史都是近年来新提出的概念，并且各自都有了相当的研究实绩，二者在研究实践中的结合，将会对各自的研究都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本文从可能性、必要性及意义等方面对二者的结合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语义功能语法；现代汉语语法史；语法研究

语义功能语法是南开大学教授马庆株先生所首倡的一种新的语法观和语法学方法，它以语义为基础，以分布、变换等形式特征为标准，以语义语法范畴为中心，以词和词组为基本单位，以分类为重点，形式与意义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共性与个性并重，归纳与演绎并重，多角度、全方位地描写和解释语法聚合与语法组合。¹

现代汉语史的概念是由马庆株先生的学生刁晏斌提出的²，而现代汉语语法史则是现代汉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现代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也是整个汉语语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现代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分析和解释造成发展演变的内部及外部原因，在此基础上，再对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总结。

在现代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在分析和描写某些语法现象时，如果能比较自觉地运用语义功能语法的观点和方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在运用语义功能语法对现代汉语语法进行研究时，如果能够把历史的因素考虑在内，并结合某些语法史的观点和方法，同样也是十分有益的。总之，在研究中如果能把语义功能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史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一定能够促进各自的研究，从而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二者结合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目前在我国，广义的功能语法已经成为主流的语法，以传统意义的语法及其方法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这一点，是我们考虑本文所探讨问题的一个大的背景，另一方面，共时与历时相结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人们的重视并未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切实地落实在了研究的实践中，这一点，同样也是我们探讨二者结合可能性的一个认识基础。

1. 二者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即二者都以现代汉语语法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都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中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只是一个以静态为主，一个以动态为主。如果从对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的认识来说，单纯的静态研究和单纯的动态研究都是不自足的，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形成比较完整的认识。

2. 二者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无论是静态的研究还是动态的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认识汉语语法，发现、发掘它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二者可以看作同一目的下的不同分工，但同时又应当是合作的。

当然，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毕竟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它们各有自己的学术规范、相对固定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以及贯常使用的方法等，因而是有其独立性的。但是，独立并不是孤立，如果二者各自相互封闭，则既不利于各自的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到研究的水平、质量以及可能达到的高度。特别是在当今科学研究日益由分析走向综合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明显。实际上，许多有见识的语言学家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时至今日，“打通古今”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过，对于这里的“古”和“今”，我们不应该作过于狭隘的理解，比如说，宋代为今，则唐代为古，今日为今，则“五四”时期未尝不可以认为是“古”。也就是说，古与今之间永远只有相对的意义，它们之间，可以相隔得很远，也可以并不那么遥远，甚至还可能是比较近的。所以，我们认为，打通古今的真正内涵，应当是建立一种史的观念，并切实地贯彻到研究中去。

二、二者结合的必要性

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形成“双赢”的局面。

1. 语义功能语法使史的研究趋于全面和深入。史的研究，通常的作法是描述发展变化，试图告诉人们在某一时代或时期出现了哪些新的形式或用法，其具体情形如何，等等，在此基础上，也经常进行一些解释和说明，比如某一形式或用法是从哪种形式或用法发展来的，是怎样发展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其间有哪些影响和制约的因素等。但是，这种解释和说明经常侧重于结构之外，而对于结构本身，特别是其中的关键性成分，深入的挖掘和分析往往做得不够。这样，虽然史的线索可以理得比较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认识语法的本质特点和规律这一高度来看，这样的研究的局限性就会暴露出来，这就使对许多语法现象本身的解释往往是并不充分的。

比如，我们曾经按照汉语语法史的一般规范讨论过名词用为形容词(形式标志为“程度副词+名词”)的问题³，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1)用为形容词的名词种类，包括单个的名词和名词性词组；

(2)用为形容词的名词的语法功能，包括作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等；

(3)名词用为形容词后表义的变化，分为意义转化和保留、添加两类；

(4)名词用为形容词的历史考察。

现在，我们深切地感到，按照传统的史的作法，对以下的问题就很难给出明确的、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有的名词能进入“程度副词+名词”这一框架，而有的却无法进入，能与不能的依据或者说原因是什么？

如果运用语义功能语法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和研究这个问题，答案是不难给出的，而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有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圆满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从名词的词义入手，从某些角度对名词进行再分类。比如，施宏春从名词语义特征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⁴。他把名词的语义特征分为两种，即关涉性的和描写性的。后者是对内涵起到描写、修饰等形容作用的评价性内容，具有描述性，因而是名词语义特征中表示性质的部分，如属性、特征、关系、特定表现等，能进入“程度副词+名词”中的是有描述性语义特征的名词，而只有关涉性语义特征的名词则不能进入。由其与词义本身直接联系的紧密程度的不同，描述性语义特征可以分为强、次强、弱三级。强描述性的名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名词本身为定中结构，而且偏的成分有明显的的修饰性，这样的名词比较容易分离出描述性语义特征，如“霸气、热门”等；二是具有某些类型特征的类别性名词，如“二流子、绅士”等；三是名词的比喻义，比喻义揭示的是本体与喻体之间共同的描述性语义特征，因而凡是有比喻义的名词几乎都可以进入“副+名”中，如“太泡沫、很玉”等。次强的描述性语义特征是不易从词义本身直接分离出来的，但是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描写而解释出来，如“传统”，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就可以作为一种特点，如“披发留得十分传统”。弱描述性语义特征很难从词义中分离出来，只有借助于特定的语境，才能分离出，如“太贾平凹了”。

储泽祥、刘街生则用“细节显现”来说明“副+名”存在的理据⁵。他们认为，在形成名词的本质意义时，许多细节被概括掉，即词义具有概括性。在具体运用该名词时，被概括掉的细节要重新返回，这就是细节显现。细节体现的是名词的性质，而性质是有程度差异的，因而就可以用程度副词把它表现出来。二人认为，能进入“副+名”的名词有三类：抽象名词最多，具体名词次之，专有名词要少一些，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有很大的知名度，也就是说，人们都知道它的某些细节，如雷锋的助人为乐、葛朗台的吝啬、维纳斯的美丽等。以上的认识，与我们对“程度副词+名词”静态的描写和动态发展的叙述相结合，显然就比较全面，比较深入了。

再比如，我们也曾讨论过程度副词修饰心理动词以外的动词和动词性词组的问题⁶。现代汉语中有一些动宾词组可以受程度副词(我们以“很”为代表)的修饰，其中“有+宾”形式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而“很+(有+宾)”则是很有意思的。

“很”能否与“有+宾”组合，主要取决于宾语的特点和性质，而能出现在这一格式中的宾语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种是单个名词。能进入“很+有+宾”格式中的单个名词都是有[-具体、可数]性质的名词，如“钱、关系、价值、前途、理想、意义、见地、可能、必要、本事、分量、水平、地位、吸引力、好感、兴趣”等。具有[+具体、可数]语义特征的名词不能进入此格式，如“孩子、老婆、房子、车、人、家具”等。

那么，名词能进入和不能进入此格式的原因何在？我们以“钱”和“孩子”为例来说明。如果“没有”取值为0，“有”取值为1，则二者的区别可以图示如下：

钱: 0 ………… 0.3 ………… 0.5 ………… 1.5 ………… 对立关系 [+程度]

孩子: 0 1 矛盾关系 [-程度]

“有钱”和“没有钱”是对立关系，它们表达的都是模糊的情况，二者既有中间状态，同时还有更高或更低的状态，所以才又可以说“更有钱”“一点儿也没有钱”等，因此，包含在其中的程度意味是相当明显的，而这正是“有钱”能接受“很”修饰的根本原因。

“有孩子”与“没有孩子”是矛盾的关系，二者既没有中间状态，也没有更高或更低的状态，亦即不含程度的因素，所以才不能进入“很—”这一格式中。

另一种是定心结构。“很+有+定心结构”的用例很多，因为不仅前述的[-具体、可数]的名词大致都可以进入这一格式，就是许多[+具体、可数]的名词也可以进入。也就是说，许多单个的具体、可数名词不能进入“很+有+宾”中，但是带了一个定语后，就可以了。

能进入这一格式中充当定语的词语很有限，它们都是表示不定数量的词语，如“(一)些、几+量、一点儿”等，通常既不能是含高量的(如“不少、许多”)，也不能是含低量的(如“不多、些微”等)，因为最简单地说，高量与“很”重复，低量与“很”矛盾。

这样的用例如：

很有几个孩子、很有几个老婆、很有几处房子、很有几辆车、很有几个/一些人、很有几件/一些家具

那么，为什么不能进入“很+有+宾”格式中的单个名词带上表示不定量的定语就可以进入了？

当名词带上不定数量修饰语后，就有了数量上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换句话说，就是有了数量上的游移性，这样，自然也就有了[+程度]的语义特征，所以也就可以受程度副词“很”的修饰了。

如果从表达的角度来看，这种结构大都有突出、强调，甚至于夸饰的意味，而这一点，基本上都是由前加的“很”来承载的。

有了以上的认识，再加上对这种形式发展变化的叙述，这一研究就比较完整了。

2. 史的研究对从语义功能等角度研究语法也有助益

在对某些语法现象进行形式、语义和表达等某一或多角度研究时，如果能够结合历史的认知和考察，无疑就多了一个视角，从而有可能使认识更加全面。语法现象是复杂多变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自然很多，而来源不同、在较长的时间内的发展和使用过程中产生变异则往往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史的考察，能够比较好地揭示这方面的原因，而这一点，对认识复杂的语法现象自然是大有帮助的。

从语法史出发，有时可以帮助确定某一语法现象“合法”与否，以及是否可以或值不值得研究。比如“动宾式动词+宾语”现象，有人认为“可疑”⁷，如果从历史上看，这种形式在古代汉语中就有，在近代汉语的各个时期一直到清末民初，用例都比较多，而到了属于现代汉语语法史研究范围内的初期现代汉语中，用例就更多了⁸。也就是说，现在的用例，是由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再到现代汉语一脉相承而来的，因此是用不着、也不能怀疑的。

再比如程度副词修饰非心理及非能愿动词，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不承认有此形式，然而，早在《战国策》中就有了“法令至行”这样的句子，而近代的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也有“夜来好醉”“也不甚醉”等，但是都不多见。五四以后，这样的用例多起来了，如“太奔波了”“非常动摇”“不十分漏”等，再往下，如吕叔湘先生有“非常忽略”(《短论二题》)，孙剑艺先生有“越来越丧失”(《谈汉字繁简与书同文》)等，语言文字学家以外的其他人的相似用例，也偶能见到。也就是说，这一现象虽然始终不多，但却是一直存在的，因此也应当予以承认，并可以进行研究。

有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能够对现代汉语的某些语法现象产生新的认识，在这方面，张谊生先生的《现代汉语副词研究》⁹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书中指出许多副词及其某些用法等仍然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并且从发展的角度、用发展的观点解释了某些副词用法的差异和参互。比如365页中就指出，副词的三大类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各种历时的虚化差别在共时平面上的反映”，而类似的论述在书中还能见到很多，再如：“有相当一些词正处在由动词向介词的转化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有的开始不久，正在分化之中；有的早已开始，至今尚未完成，这就形成了一系列动介兼类词”(94页)“由‘动补’而‘动宾’是一种正在虚化过程中的过渡现象，各词进化程度又参差不齐。其实，比起已完成虚化过程的‘X于’(敢于、勇于等)来，这些‘X介’(如‘躺在、来自、走向’等)的虚化进程还只是刚刚开始。”(120页)

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要混同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或者是将二者合为一体，而是主张二者有机的结合，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