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新词语研究述评
摘 要:这里从4个方面对近10年来的汉语新词语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新词语的本体研究;新词语的多角度研究;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及其研究;几点看法 包括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应当加强的方面。
关键词:新词语;研究;述评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汉语新词语研究,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业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新世纪之初,我们有必要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一回顾和总结。
一、新词语的本体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词语本体研究的论著相对减少,但学者们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词语的界定、特点、产生途径、构词方式及其分类等方面都作了进一步探索。
1. 新词语的界定
对新词语的关注,应首推1984年吕叔湘先生的《大家来关心新词新意》(《辞书研究》1984.1)和陈原先生的《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个社会语言学者在北京街头所见所感》(《语言研究》1984.2),此后,新词语渐渐引起了众人的重视。近10年相关的主要论著有:姚汉铭的《试论新词语的界限》(《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4.2);刘瑞丽的《新词语初析》(《语文研究》1998.9);周永惠的《新时期汉语语汇的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3)等。此外,还有一些观点散见于其他相关论著中。
(1)传统词汇学的观点。认为新词语一般指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变革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利用已有的构词材料,按照汉语的构成规律新创造出来的词和语。这种观点见于周文。文中说新词是“新创造的词,它从意义到形式都应该是新的”。
(2)新词语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往汉语中没有的,新时期里随着新生事物、新观念、新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词语;一种是以往汉语中有的,但是在新时期的语言交际中增加了新的义项,并且该义项以较高的频率被使用的词语。如王铁昆先生所说“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了新语义的固有词语,这里的‘新’是相对概念,有一定的时限性在起作用。其中,‘新创造的’既包括代表新事物、新概念的词或短语,也包括不表示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的新构成。”1
(3)新词语包括三种形式:全新词语;旧词赋新义;旧词语复活。持有这样观点的学者比较多,如姚汉铭、刁晏斌(《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6)、萧雁(《新时期汉语新词的出现与新时期社会心态》,《徐州师范学校学报》1991.4)等。如姚氏所说:“新词语包括:从未出现过的;建国前存在,建国后几乎消失,近几年复活的;一直存在,但近来新意义高频率地出现的。”2
上述三种观点自然各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对于新词语,不妨采取从宽的态度,即如萧雁所说:“新词语是广义的,与其失之于严,无宁失之于宽”。
2. 新词语特点研究
这方面的成果比较多,如朱永锴、林伦伦《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产生渠道》(《语言文字应用》1999.2);(伍玉婵《当代汉语新词语特点浅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3)等。伍文从宏观上概括了新词语的特点;朱、林文章则是从构词角度切入,兼顾了新词语的自然搭构、修辞及语用等因素,归纳并阐释了新词语的九个特点。
除了论文外,刁晏斌的专著《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中对新词语的特点也有专章论述,指出新词语数量庞大;来源相当广泛;形式丰富多样;出现了许多能产的构词成分;在强势方言的作用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新词语;生灭的周期缩短等。
3. 新词语的来源及产生途径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如朱永锴、林伦伦《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周洪波《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语言文字应用》1994.1);语用所“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课题组《整理汉语新词语的若干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3.3);姚汉铭《论新词语的文化分布、产生途径及成因》(《曲靖师专学报》1990.3)等。其中朱、林两位和姚汉铭的论文谈得较好。朱、林概括了新词语产生的四大渠道,即新外来词的吸收,旧词语的复合,旧词语的新义新用,方言词语的吸收。姚文的视角有所不同,它主要着眼于新词语的构成,指出了十条途径。
除上述几方面外,对新词语本体的研究还包括构词方式、类别划分以及具体词语的考释等方面。
其中由词语考释而引发的,对海外汉语词语及其与大陆汉语新词语的关系、新外来词语等问题的研究,就一直是新词语研究中的热点。
相关的专著如刁晏斌《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5)。本书第二章专论词汇,从词汇的差异类型、差异分析、差异原因和词汇融合这四方面进行论述海峡两岸词汇的差异与融合。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运用了跨社区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描述了当代汉语的共时现状以及两岸三地不同社区之间的语言变异,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都有独创性。对于新外来词语的研究,学者们有的主要从新词语本体进行考察,有的则主要就其社会心理层面进行探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词语研究也越来越受人关注。比如对网络词语特点的研究,有观点认为网络词汇几乎都是新生词语,网络词语使用范围较为确定,网络词语多是运用了修辞手段构成的。上述观点分别见于余开亮《网络语言现象》(《社会》2001.1);宗守云《与电脑有关的“虫”》(《语文建设》2000.4);邝霞《网络语言——一种新的社会方言》(《语文建设》2000.8)等。这方面研究为时尚短,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成果。
二、新词语的多角度研究
本体研究之外,人们还对新词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同样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1.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新词语进行研究,这一直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如姚汉铭《新词语中的对外开放印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7.1);萧雁《新时期汉语新词的出现与新时期社会心态》(《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1.4);荆莉《新新人类和他们的流行语》(《语文建设》2000.5)等,即为这方面的成果。姚文用丰富的材料,比较全面地描绘了我国对外开放制度下产生的大量的新词语现象;萧文则通过考察大量新词语的理性义和色彩义来探析其产生的原因,如“商业导向”“求新求变的心态”“民主宽容,道德更新的心态”等社会心态。
相关的专著如陈建民先生的《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2),本书第二章“语言与社会共变”中,就讨论了“新词语与社会生活”等问题。
2. 规范化问题研究
新词语的产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但是,在其数量猛增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不规范的形式,而相关问题研究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沈怀兴《汉语词汇规范问题的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8.2);周自厚《也谈词汇规范化的原则》(《语文建设》1998.8);姚汉铭《试论新词语与规范化》(《语文教学与研究》1995.1);王铁昆《新词语的规范与社会心理》(《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1);于根元《新词新语和语言规范》(《语文建设》1995.9)等。
于文强调了规范化的重要性,追思近几年的新词语规范化工作,以“三观”,即“追认观”“阶段观”和“规范观”描述了众家对词语规范化工作的三种态度,并指出前两者即“追认观”和“阶段观”是不科学的;沈文则对词汇规范化问题作了比较客观和理性的分析,结论是应当遵循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搞语言规范化,尤其搞词汇规范化不仅强调方法的科学性,而且更要重视具体工作的社会效果;姚文以陈原先生的“社会语言变异”说和“社会语言规范”论为理论基础,阐释了新词语与规范化是处在一对矛盾中的孪生兄弟,作词汇规范化工作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其切入点有三:如何看待规范化问题;新词语与生造词语的界限;词语的新用法和语法规则问题。文中还提出了新词语规范化的四条原则:填空性原则、明确性原则、效率性原则和互补性原则。文章认为在这四项原则中只要突出地符合某一条原则,这个新词语便可成立,四条原则是同等重要的,它们之间是选择关系。
除上述两方面之外的其他角度的研究也有一些,比如新词语预测研究,就颇有创意。所谓新词语预测,就是根据已有的词语,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哪些相关的新词语。周洪波《新词语的预测》(《语言文字应用》1996.2)一文指出,词语的预测“显示的是一种可能性,但要成为现实性,还涉及语言外部(如社会文化条件)和内部(如语言自身的调节)诸因素。”对此进行研究,可以使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主动地位去研究新词语现象,并更好地对其进行规范化。
三、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及其研究
近10年来,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和出版势头依然不减,不但数量多,而且品种也越来越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汇集各类词语的。如李达仁等主编《汉语新词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7),周洪波主编《精选汉语新词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林伦伦等《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花城出版社2000.4)等。
二是扣住“流行”的。如熊忠武主编《当代中国流行语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4),周一民《北京现代流行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12),阮恒辉、吴继平《上海话流行语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6),郭大松等主编《五十年流行词语》(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2)等。
三是编年体的。如于根元主编《1991汉语新词语》、《1992 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刘一玲主编《1993 汉语新词语》、《1994 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宋子然《汉语新词新语年编(1995-1996)》(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7)等。
四是单收某一方面词语的。如刘一玲主编《当代汉语简缩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刘涌泉《字母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7),于根元主编《中国网络语言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6)等。
五是大陆与海外词语对比词典。如黄丽丽等《港台语词词典》(黄山书社1997.7),魏励等主编《大陆扩港澳台常用词对比词典》(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12)等。
总的说来,大量各类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和出版,既反映了新词语研究的兴盛,同时也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并且其中也不乏质量很高的上乘之作,但是,也有不少词典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问题还比较多、比较严重,其中比较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收词界限不清,收词范围过宽,重复较多,缺乏特点和新意等。
近10年中,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新词语辞书编纂研究的论著。如李建国的《论新词语研究与辞书编纂》(《辞书研究》1996.3)和《再论新词语研究与辞书编纂》(《语文建设》1997.11)两文。后者在总结《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释了科学性、规范性新词语词典应处理好的四个原则,即自发规范与自觉的原则、感性规范和理性规范的原则、柔性规范和硬性规范的原则、隐性规范和显性规范的原则。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不少是以书评的形式发表的,如王铁昆《简评 1991 汉语新词语》(《语言文字应用》1993.11);季恒铨《新词新语词典编纂的新收获:读(1991 汉语新词语》》(《语言文字应用》1993.1);彭泽润《简议〈新词语词典〉》(《辞书研究》,1990.3);汪耀楠《评 新词新义词典》(《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4)等,大致都由某一部词典入手,品评得失,阐述己见,时有创获。
四、对近10年新词语研究的几点看法
1. 成就巨大
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学者多、范围广、角度多等方面。新词语的研究吸引了许多人,形成了老中青齐上阵的喜人局面,研究范围也拓展到新词语的界定、特点、产生途径、发展趋向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探析。这一时期,新词语的研究角度也丰富多样,涉及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变异、语言规范等许多方面。
2. 尚存不足
我们认为,近10年新词语研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三多三少”上:
一是事实的描写多而理论上的总结和阐述少,即微观的分析有余而宏观的概括不足;二是传统方法用得多而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用得少,因而少有经典性的、创新性的论著;三是论文多而专著少,这样,往往很难就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和系统的阐述。
3. 今后新词语研究应加强的几个方面
针对上述的“三多三少”,我们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注重在宏观上把握新词语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并且重视理论和规律的总结;
第二,多引进、借鉴和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多向邻近学科(比如语法学)学习,从而提高研究的水平和档次;
第三,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先写出概论性的著作,然后写出更高水平的专著;
第四,更新研究手段,比如建立并充分利用大规模真实文本的语料库,更多地进行田野调查,积极采用形式化的手段,如数字、模式、图表等;
第五,加强合作,这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的,比如不同地区的学者合作,建立新词语观察地点,对新词语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进行实时跟踪,然后再汇总研究,合作编纂新词语的编年词典和大规模、高水平的新词语大词典等。